直到今天，在长春百姓中，还时常能听到70年前解放长春战役中的一些故事。在长春解放70周年之际，有对长春历史怀着深厚感情的人会去红旗街、西安桥，去二道河子、全安桥等昔日国共双方对峙的地方寻找当年的遗迹，凭吊历史，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从1946年到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称)经过南下松花江的三下江南作战，对吉林、长春以北地区展开强大攻势，从1947年夏开始到1948年春又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之后，国民党40多万军队被迫龟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实际所占区域不足东北全境的百分之一。对国民党来说，长春的形势更是严峻。1948年3月，六十军从吉林撤到长春，四平又于3月13日被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占，长春已成“陆上孤岛”，它与沈阳、锦州和关内蒋管区的联系，只能靠空运来维持。
国民党在长春构筑“坚冠全国”的防线
7月30日本报刊发的纪念长春解放70周年专题稿件《那一年 我家住进了“八路军”》一文中，在姜占立老人的童年记忆中，当年解放军攻打大房身机场后，尽管战斗胜利了，解放军占领了机场，但家里住的“八路军”(解放军)却伤亡惨重。这是围城之初发生的事。事实上，解放军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作战方案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而是在实际对敌作战中逐渐沉淀下来的。长春围困战之前，尽管长春局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但守军实力并不弱。
长春城内，有蒋介石嫡系将领、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郑洞国坐镇，他领导的第一兵团司令部统帅两个军和所有的地方部队，约有10.7万人。其中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六十军属云南滇系部队，虽到东北屡受挫折，但仍有相当实力。这两支正规军及兵团直辖部队共约6万余人。其他如吉林保安旅、骑兵第一旅、第二旅等地方部队及土匪、警察武装等约有4万余人。
当时城内国民党军队的固守方案是:以市区中轴线中正大街(今人民大街)为分界线，划分东、西两个守备区。新七军防守西守备区，六十军防守东守备区。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被划入新七军防区，但直接由第一兵团警卫部队防守。西守备区的新七军，将司令部设于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今中共吉林省委办公楼)内。陈鸣人领导的新编三十八师防务区为兴安桥(今西安桥)至洪熙街(今红旗街)。大房身机场、从西广场到兴安桥、从洪熙街至南岭、 原伪满经济部(今吉大三院)、原伪满司法部(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等都有师团防守。东守备区的六十军，防区在东大桥以北至长春西站、东大桥至全安广场及二道河子、全安桥至南岭等处。长春外围的宽城子、宋家洼子一带则由吉林保安旅及独立团防守。
位于东北腹地的长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前，作为伪满“国都”时，日本关东军就构筑了很多坚固工事，市内一些主要大楼，都有坚固的地下通道或地下室。从1947年5月开始，国民党守军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打击后，国民党当局又强行向多家银行及中央信托局贷款东北九省流通券5000万元，并迫使长春市商会等“捐款”8亿元，购买了水泥和大量钢轨、钢筋等建筑物资，加紧修筑立体防御工事，还聘请专家搜集世界各国有关防御工事的资料，精心设计，动员数万人，使用水泥6万袋、铁板1500吨。到1948年4月初，已基本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主阵地非常坚固，长春市经过国民党一年多的经营，在日伪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要塞式的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因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吹嘘:“长春防线为‘坚冠全国’的永久工事。”蒋介石妄想凭借在长春构筑的明碉暗堡和10万美械，把长春变成伸入我北满解放区腹地的一颗钉子，实现“死守待援，待机反攻”的策略。
解放军在长春城外修筑“地下长城”
最初，东北人民解放军是决定以强攻手段夺取长春的，1948年3月下旬，“东总”在哈尔滨召开的各军区军事会议上，才确定解放长春主要的军事行动是对长春进行军事包围。5月，长春国民党守军为确保机场免受解放军炮火的威胁，组织兵力沿大房身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出击，并用一部分兵力修筑大房身机场外围工事，企图把解放军阻挡在炮火射程之外，有利于固守机场。为了打破国民党的作战企图，5月24日，解放军动用20个师的兵力攻打长春外围，虽然最后一举控制了大房身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守军唯一的空中通道，但此次行动，解放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损失。
在长春外围，解放军的作战取得了很大收获，但伤亡也很大，考虑到对有坚固设防和重兵防守的大城市进行攻坚战，在战术和技术上仍存在不足，经过对多套作战方案的比对，最终确定了“久困长围”的作战方案。6月22日，解放军十万围城大军进入指定位置，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
当时，长春的包围圈分为两层。城西及城南一带是敌军可能突围的主要方向，由解放军重兵固守，并有机动和策应部队，构成围城外层的包围圈;里层包围圈由六个独立师形成，按50米一个战士的密度对城内国民党守军进行监视。围城部队对长春的包围圈，最初有150里左右，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不能发挥围城威力。于是，围城部队后来开始紧缩包围圈的战斗。采用挖地道爆破法不断拔除敌守军据点，将包围圈向里压缩，很快将包围圈缩小了三分之一。随后，围城部队在炮兵掩护下，有计划地修筑了工事，经过半个月的艰苦作业，修筑起来的工事、交通壕纵横交错，形成了一条百余里长的“地下长城”。从地面上看，一马平川，不见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还在壕沟边架设起铁丝网等，构成对长春守敌的天罗地网。
郑洞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并不甘心坐以待毙，曾多次组织出击，但均被解放军打退。辽沈战役开始后，郑洞国对蒋介石命令其撤到沈阳的命令还怀有一线希望，试图铤而走险，于10月3日组织新七军向长春西北部出击，试探性突围，企图占领宽城子和大房身机场，为逃离长春创造条件。此次战斗异常激烈，但最终被我军再次击退。敌军突围、骚扰等企图由此逐渐化为泡影。
两军对阵 解放军为百姓发放粮食4000余吨
围困长春，在以军事斗争为主要手段的同时，经济封锁也是极为重要的手段。解放军运用军事力量控制长春外围的所有通道，切断国民党守军的一切物资，尤其是粮食来源，使其粮弹俱尽，无力作战。敌我双方争夺粮食，在围城指挥所领导下，围城部队与当地各级民主政府组成秋收斗争委员会，统一指挥长春外围的秋收斗争，郊区的党政军民进行紧急抢收。从9月末到10月初，短短10天内，便将几万垧庄稼收割干净，并及时将收获的粮食转移到安全地带。
1948年3月8日，随着吉林市的解放，国民党六十军突围到长春，未带颗粒粮食，新七军只拨给六十军马料做军粮，因此，六十军便在驻防区的边缘地带到处搜查和抢夺老百姓的粮食。早在年初，东北“剿总” 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预感到，粮食将是坚守长春的关键问题，于是立即部署抢购粮食。到5月末，国民党当局已陆续从长春周边各县农村征购和抢购约300多万斤粮食。
自6月25日解放军围城之后，从市区外购粮的渠道被切断，国民党立即开始转向抢购市内市场上的商品粮。在郑洞国的指令下，出台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长春市的市民，每户只准存3个月的口粮，超过部分不准自己留用，必须上缴政府收购，以充军需。若隐匿不报者，一经查获，不仅没收粮食，还要依军法严惩。开始时，还是按规定挨户登记存粮，后来便野蛮搜查，公开强抢。7月又公布“补充规定”，将麦子、麸子、糠皮等也列入管制之内。
这样的政策使长春市内许多人家陷入饥饿境地，百姓只能以野菜充饥，后来连树叶和树皮都被抢光了。二道河子在解放前一个月内几乎出现了十室九空，变成南关大桥外阴森的 “三不管”地带。市内留下的人，多数靠吃粬子面和酒糟维持生命。
为了城中百姓，我地工人员还发动市民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让人们利用地窑、夹壁墙、天棚顶、地板下藏粮;组织口粮被抢劫一空的市民向政府当局进行抗议，并到南关、伪皇宫、新民胡同及八里堡等市场抢夺食品，有的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夺取空投粮食。
8月以后，国民党当局为减轻压力，开始千方百计向城外驱逐百姓。当时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缺口粮者要离开市区，否则强行驱逐。要求每个警察要赶走八人，每个保长要动员送走三户。凡抓住违纪或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嫌疑人，一律遣送出城，不准再返回。有些老弱病残者，经过多日饥饿，身体已十分虚弱， 离城走不多远便倒下死在路上。
今南关大桥、 东大桥、 朝阳桥、 西安桥外和红旗街长影以西地区，约有500米宽的两军对峙的真空地带。从城里像潮水一般涌出来的大量难民，都滞留在这些区域，最多时达到过十几万人。这一区域十分混乱，空气污浊，臭气熏天。
鉴于这种情况，解放军围城部队经请示总部，于8月中旬开始向周围各县疏散难民或就地救济安置。但从城内出来的难民源源不断，围城部队既要执行战斗任务，又要安置这些难民，只能实行定时、定点(卡哨)进行疏散，负担十分繁重。中共吉林省委为减轻前方战士的负担，于1948年8月14日组成“吉林省处理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下设兴隆、长春、长南三个办事处和若干个难民收容所，由部队和地方抽调300多名工作人员负责具体登记、 放粮、 防疫送出等工作。据统计，“吉林省处理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 先后共收容接待难民约15万人，消费和发放救济粮约4000余吨，发放救济款6亿元(东北地方流通券)和2.5万公斤食盐。
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最终选择投诚
由于解放军实行“久困长围”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敌军内外交困，士气低落，军心浮动。当时被围困在城中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新七军和六十军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杂牌军和地方部队。这些杂牌军和地方部队，以及非嫡系的六十军，待遇和处境都不好。资料显示，当时，一般的国民党士兵的给养减到每人每天只发杂粮12两，嫡系部队新七军的待遇要更好一些，每人每天多发大米3两，在粮食不能供应时，地方部队仅发代金，此种代金规定每人每日发东北流通券1200万元，而当时的黑市粮食价格，以高粱为例，已涨到每斤1500万元，还属于有价无市。
军心涣散导致部队再无战意，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士兵投诚的。据统计，从1948年6月到9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有15000多名国民党士兵投诚。多数是整班士兵一起投诚。围城期间，城外大军压境，城内六十军和新七军摩擦不断，双方甚至在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鸣枪冲突。随着双方矛盾日深，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早已和解放军接洽起义和交接防务事宜。当蒋介石的撤退命令一到长春，曾泽生就率部起义了。
1948年10月18日，毛泽东发给东北局的电文中，讲明了争取郑洞国起义的重要性，称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在当时的情势下，争取他起义，对国民党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都会很大。电文中还提到，要安置好曾泽生的部队，维护人民解放军的信用。此前，周恩来也致电郑洞国，争取他和平起义。这一点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有提到，并称，林彪和肖劲光也可写信给郑洞国，来争取他早日投诚。10月18日当天，周恩来还写有一封给郑洞国的信，促其起义。此前，城外早先投诚与被策反的郑洞国旧部高级军官都轮番化装潜入长春市内与地下党组织及人员相互配合，对郑洞国本人以及其属下各部进行劝说。
终于，1949年10月19日，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与新七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至此，长春解放。郑洞国的投降是国民党守城军队在高级指挥官率领下实行全体投降的第一次。这是中国战争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长春的解放，不但加快了东北全境解放，也给当时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明了一个前途。
